半里宽。这么小的一个村子，只有一幢高楼，几个中产阶级，除此之外，住在这儿的几乎全是穷人。

我并不是说，一家富、百家穷是公正的，当时大家就都这么活着，没人会对这种现象提出疑问，好像是命中注定的。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。

那些穷人中有好多是为我们家的丝织厂干活的，所以他们没有挨饿。他们住在我们家出租的小土屋里。他们没有土地，只有堆在地上的垃圾。但是他们可以盼望着一年一度到河口我们江家的屋子里来欢度新年，至少在新年后第三天办的酒席上，可以大吃大喝一通。

当然，我在准备去逛市场的当口可没想这些事。像花生一样，我也正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。一条配有鲜红的飘带的过节穿的长裙，上身罩上我最好的有衬里的外套，头发盘在后脑勺，打个大人一样的发誓。这时，我看到花生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过道上，在听院子里的动静。她母亲的大嗓门穿过走道，还在那儿大声训人哩。她回来拉开抽屉，然后抽出一个用很薄的白纸包着，用红缎带扎起来的包裹。她解开包裹，从中抽出三只圆圆的不同大小的盒子，然后坐在镜子跟前。原来是面霜！过了一会儿，她就在自己胖乎乎的脸上和小鼻子上扑满了这种面粉般白的玩艺儿。

"你看上去像个洋鬼子。"我不动声色地说，然后撤了一下嘴唇。我有点为她害怕，也为自己害怕。我比花生大一岁，老阿婶会责备我没管好花生。可要是我责备花生，老阿婶又会说，"你算老几，评头论足的？先管管你自己吧。"

所以我一声不吭。眼看着花生又拿出另一个盒子，这个要小一点，盖子是珍珠色的，她往自己的嘴唇上涂口红。

"哇，你把嘴涂得像个猴子屁股了。"我取笑她，想给她泼点冷水。

她拧开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小的盒子，然后打开她的那本外国杂志，按照封面上那个微笑的电影明星的模样，很快在眼睛四周描上一圈黑黑的眼影线。然后又在眉毛上画了很浓的线条，看上去就像两条黑色的蚱蜢腿，正跃跃欲跳。她看上去真是很吓人，一点都不漂亮。她朝下看的时候，那双描过的眼圈就像魔鬼一般死死地盯住我。

幸亏花生的大衣上有竖起来的硬领，她可以躲在它的后面，穿过黑洞洞的走道，溜出后门，不让任何人瞧见她的新面孔。我拉着小功和小高上了路。他们一见他们的姐姐的模样时，不禁交头接耳，哧哧暗笑，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。花生回过头来，给两人头上各敲了一记。他们尖声怪叫着跑开了，一路上还是又笑又闹，不时回过头来手舞足蹈，指指点点的。

到市场通常要花十来分钟，但那天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钟。我走一步，花生的高跟鞋要迈三步。一路上村子里的人都赶到她前面去了，他们停下来瞧一瞧，鞠个躬，然后笑着继续赶他们的路。喔哟，你要是看见花生就好了！她就这样哼哼鼻子——哼！哼！哼！——活像一个王后眼看她的轿夫弃轿而跑，生气得不得了。她涂满白粉的脸上有没有起红晕，我也看不出来。

瞧瞧我的皮肤，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光洁。我年轻时从不涂脂抹粉，我不需要——没有黑斑，没有小痣，没有瘢痕，没有胎记。许多人告诉我，我的脸蛋天生很有福气，所以我干吗把它这起来？

现在我们进厨房去弄点茶喝喝吧。然后我再告诉你花生是怎么在新年里改变了我的命运的。

那天上午十一点钟，市场里已经挤满了人，大家的生意都不错。眼前这派忙碌的景象不禁使我更加兴奋起来了。那天，那个在自己家门口卖馄饨的女人不必再放开喉咙高喊，"馄饨！快来尝呀，最好的馄饨！"两张桌子都坐满了人，冻得通红的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碗里，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蹲在地上，把碗夹在两腿间吃。

我们走过通常卖水果、蔬菜、鲜蛋和活鸡的摊头。但是那天的水果好像特别大，鸡也生蹦活跳的。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红的旗幡，每走一步都可闻到劈劈啪啪的爆竹声。孩子们兴奋地大嚷着，看他们的母亲把手伸向梨子、橘子、袖子和柿子。小功和小高在看耍猴戏，他们在摊头上扔了两个铜钱，那猴子马上就捡了起来，放进嘴巴咬咬看是不是真的，然后举起帽子，向两个孩子敬了个礼，把钱递给他的主人。主人给了他两只干壁虎，它马上就大嚼起来，我们全都拍手叫好。